[明星爆料]李雪健：为了观众，我就要“玩命”

李雪健

  好演员的作用就是让剧本根据导演的要求活在荧屏上”，“人民艺术家干好了就是心灵的工程师”……这些都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健在20日做客《思客讲堂》时的精彩语录。李雪健在讲堂上分享了他对演员这份职业浸透骨髓的热爱与坚持。他说，“为了观众，我就要玩命”，他在用生命诠释“演员”这两个字的分量。

  思客：网友在追《少帅》这部剧时给予您很多好评，您对您的表演满意吗？

  李雪健：每一位网友的评价都是一个奖杯，听了这些话我就像得了奖一样，我会非常珍惜，把它作为今后我进行创作的精神力量。其实网友们对我的夸奖不是我一个人得到的，是整个剧组创造的，所以这个奖杯应该献给全剧组、献给张黎。这个戏从创作到开拍，一直到拍完了审查，最后真正和观众见面，在这个过程中最辛苦的其实是张黎导演。我是露脸的，我沾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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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客：您怎么理解您饰演的张作霖这个人物，您在演李大钊时曾说“恨死了”张作霖，现在呢？

  李雪健：这个世界上的名人有两种：一种名人叫万古流芳，另一种名人是遗臭万年。全面地了解他以后，我就觉得很难用一个很明显的词来给他定位。提起张作霖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名人，但是你要讲把他归到哪边，又有点麻烦了。为什么？你说他万古流芳？他为了个人利益把李大钊从当时北平的苏联大使馆里面抓出来将其杀害，这个不能原谅，他怎么能配“万古流芳”呢？

  可你要说他遗臭万年？他统治东北三省的时候，而且是在李鸿章签了卖国条约之后，世界列强都盯着中国这盘大餐的那个年代，日俄两大帝国已经在东北三省站住脚了；而中国又像是一盘散沙，张作霖这个土匪出身的人当了三省都督统治东北三省，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丢失一寸土地，他还成就了一个张学良呢是吧？说他要是遗臭万年我觉得有点狠了。

  这个张作霖应该怎么归类呢？有点复杂，不不太好归。

  思客：您经常演完一个戏后就会出不少金句，比如上海滩中冯敬尧那句“我不痛快”，最近“张作霖金句”也在网上受到追捧，如“江湖就是人情世故”、“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等等，您在演戏中是怎么琢磨人物的？

  李雪健：我没接到这个人物之前，编剧和导演已经做了很长时间、大量的创作了，在剧本方面我还是很挑剔的，其实我看中这个剧本的时候就已经挺成熟了。你刚才说的这些句子是编剧和张黎导演他们给的，这是他们赋予这个角色的。怎么从文字跳到屏幕，让他活起来，有血有肉动起来，这就是导演要发挥的作用。我们常说影视是导演艺术，导演在本子的基础上再选择演员，他选对了演员那这个戏就成功了40%-50%，这是我们行业里说的话。

  张黎导演选了我来演，因为我们在建国50周年时合作过一个电影《横空出世》，张黎导演是摄影，他和张艺谋、顾长卫他们是同班同学，之后他当导演了，他的很多作品我都很喜欢，我老想与他合作，这次他看中我了，让我演。

  看完剧本以后我也挺喜欢，我就说导演你给我提点要求吧，你对我在这个剧本里面演这么一个角色有什么期待？他给了我五个字——“天”、“地”、“君”、“亲”、“师”，但凡懂点历史的大概都知道这五个字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再结合一点现实、结合一点现代的创作运用，才能够把这五个字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能理解、熟悉，才懂得导演为什么提这五个字。除了剧本之外，这五个字对我把握这个人物起到了一个指导性的作用，对我的帮助非常大，让我从文字走向立体、从理性走向感性。

  思客：所以有一句话说：一个好的编剧决定了这个影视作品的下限；一个好的导演决定了这个影视作品的上限。

  李雪健：你是行家。

  思客：那您认为一个优秀的演员会在整部作品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李雪健：好演员的作用就是让剧本根据导演的要求活在荧屏上。

  思客：您演了很多主旋律正能量的影片，您饰演的焦裕禄、杨善洲两个角色非常好。您为什么能自信演的那么好？是您有这样的经历，还是您的父辈有这样的经历呢？

  李雪健：用简单的说法就是我属马，今年62了，我们这一代人挺讲究“父爱如山”这四个字，我觉得演员的职责也好、爱好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我觉得焦裕禄也好、杨善洲也好，我们新拍的《老阿姨》也好，这是我们的父辈，我们要知道报恩。没有这些父爱以及伟大的母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真的就是想把这些“父爱如山”的故事、这些人物的精神代代相传。因为这些人物都是我们父辈的典型，也是我们父辈学习的楷模，不想让后人忘了他们。我们国家发展得晚，今年2016年，离2020年小康还有5年，老前辈们有很多的精神得发扬，要实现小康不能喊口号，你得玩真的！所以有些前辈的有些精神你得学习，有些传统得继承，所以诀窍就是把“父爱如山”吃到心里头，表现出来。

李雪健

  思客：现在很多演员在演艺道路上面临不少诱惑和选择，您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遇到各种选择和欲望的时候，您是怎么处理的？您对年轻演员有什么建议？

  李雪健：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当专业演员。也是偶然的机会，在70年代后半期，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大地有一个“文艺复兴”，很多文艺的团体又恢复了，这个时候我有幸被借调到北京来，跑龙套，干杂活儿，这个机会给我了。

  到了北京，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当专业演员，那个时候年轻人想的还是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因为我有过业余的舞台经历，二炮话剧队就要留我当专业演员，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还让我回趟家。我回到父母身边，那些阿姨们说，这个孩子从小就看着有出息，现在听这个话觉得很高兴。后来15天探亲之后说又不留我了，又让我回到部队，就没有办法回了，回家都说留在北京了，以前夸我的那些老前辈，伤自尊啊。怎么办？还是想留下，当时剧组的导演说我当不了演员，就当木工，就给了我一个考到空政话剧团的机会。这个机遇不是你想来就来的，机遇来了，你有没有可能抓住，这要靠自己的天分和努力。我一直当演员，也没有想到能走到今天，我就很珍惜我的今天。我觉得走到现在，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很珍惜。我一步一个脚印，给了机会，就要玩命儿，这个我懂。

  思客：现在主旋律电影或者说严肃的、艺术题材的电影在观众和票房上也出了一些问题，有人认为电影应该承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还有人认为电影就是用来娱乐的，不希望通过看电影受教育，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雪健：我学当演员的第一课，老师就教给我们“做戏先做人”。演员也好、导演也好，文化艺术各行各业在旧社会是三教九流中的倒数第二流“戏子”。共产党领导咱们翻身做了主人，给了好的名声就当演员了。演员干好了就是人民艺术家，人民艺术家干好了就是心灵的工程师。你要想一想心灵的工程师，就把你刚才给我提的问题回答了。

  李雪健：人民艺术家干好了就是心灵的工程师姚冠华/摄

  李雪健：人民艺术家干好了就是心灵的工程师姚冠华/摄

  思客：将帅是您塑造的最多的形象之一，张黎导演在采访中也曾说过，您是军装控，军人的气质对您的演艺生涯有怎样的影响？

  李雪健：我1970年当工人，1973年当兵。刚开始当兵我在二炮，就是现在的火箭军，在工厂、在部队我都干业余的，业余宣传队，没有舞台照样能演。

  那时我演小节目，山东快书啊、小舞蹈这样的节目，有小舞台就跳舞，没有小舞台就说快书，表演这些小节目。但是部队真的是一个锻炼的大熔炉，部队有些经历对于人生是有影响的。比如我们在部队的业余宣传队，经常待在部队，有的部队是给放导弹打坑道的，打坑道的时候就怕塌方，你要一塌方不赶快把它止住，这个洞就白搭了瞎了。那时候连长也好、排长也好就带着往里冲，“生命宝贵”在那一刻就忘了。

  我当业余宣传员的时候，人家专业的来到大山里面表演节目、搞慰问，我们揣着自己种的瓜子花生，背着背包当板凳就去看演出，就像过年。我记得昆明军区杂技团，那时候不叫杂技团，叫杂技队，来演出的时候临时搭的舞台，高台定位车在山里面。我那时候19、20岁，有位“老大姐”也就二十五六岁，一股风吹下来，她就从高台定位车上面摔下来，虽然有绳子拴着她，但有时候拉得不及时也会摔她一下。我们那时候说赶快拉她到卫生队检查检查，她就说给她一杯水漱漱口，我们亲眼看到吐出来的水是红的。她把水吐出来以后，又上台坚持演完，下来以后吉普车拉着她就到卫生队。别说我这么一个业余演员激动了，战士们没有不激动的。这个场地因为没有大幕，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车拉走，好多战士都流着泪，可以看出他们对文艺、艺术的那种渴望。

  这名艺术从业者对艺术的敬业感动了战士、感动了我们，我们就成了粉丝了。有时候回家或者路过昆明，都要到国防文工团那儿转一转。明知道见不到人家，但是也去转一转，这是一种感情的满足、一种追星的满足。

  在部队，军人的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大的有导弹、小的有人情，这种培育让你感觉部队、军人有一个天职，这个天职不应该军人才有，应该每个中国人都要有。保家卫国，人民的利益、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这个利益要有英雄的情节和气概。

  其实，我就是导演的道具，但是我当过兵，我知道我的天职，我知道我的位置，我要把这个位置做好，我会玩命。

  思客：您也演过很多父亲的角色，我看到您在少帅中有句话，您说“天下儿子都有个共性，就是跟自己的父亲拧着，所以需要别人的父亲来踢他一脚，让他往正道上走”，那在生活中您是不是对非常多的年轻人扮演着亦师亦友的角色？或者说您喜欢什么样的青年演员？怎么去激励他们？

  李雪健：这个我心里头有数、有感悟、明白，但是你要让我用语言说，好像我有点说不大清。对于年轻孩子要特别关爱，孩子嘛，不成熟，但是他有激情、有青春、有力量，但还不成熟。不过你管得太多了的话，因为时代又不一样，你过来的路、你的有些经验是那个时代的，你拿到这个时代合不合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共同的，老也好、小也好，大家一块要给一个平台来探讨。你觉得有些东西好，但是拿到现在，时代进步了，用在这个孩子身上可能就不会管用，不管用有时候走极端了以后，就出现悲剧。不过这个现实要承认，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来做，你想做一个好的父亲、更有父爱，不能脱离现实。

  思客：那生活中您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父亲吗？还有您演过宋大成，据说女人都想嫁宋大成，您觉得您是不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李雪健：我们家有家规，每个家有不一样的活法、不一样的路，我们家的家规是：工作是工作，家里事儿就家里事儿。有些朋友说你是公众人物，我觉得现在网络、电视发达了，我看大伙儿全是公众人物，没有什么公众人物与非公众人物之分了。所以我还是有我们自己的活法，做个好父亲、做个好丈夫也是我要奔的目标，但是做得怎么样只能家里人说。

  李雪健：演员要自知，要正确对待荣誉姚冠华/摄

  思客：您有一句获奖感言都成为金句了：“苦和累都让焦裕禄受了，名和誉都让傻小子李雪健得了。”这个真的是您的金句，那您怎么看待奖项和荣誉呢？

  李雪健：没得荣誉的时候其实挺想得的，那时候来了戏了，我记得我得了首届梅花奖，“梅花香自苦寒来，得了一个奖”。在公众场合还淡淡的，回到家没人了自己一会儿把奖杯搁在这儿，一会儿把奖杯搁在那儿，自得，还有一种满足感，为什么？这是社会、专家对你劳动的认可，这也是力量，看不够。

  后面慢慢地有了一些精力了，又创作了一些角色之后，慢慢地又有了新的认识，就是这个奖是观众把对待戏中人物的情感，寄托在了演员的身上。比如《焦裕禄》给我的奖杯，那是大家喜欢焦裕禄，我沾光了；比如《渴望》中的宋大成也是，那是喜欢这个好人，久违了的亲情，所以我又沾光得了奖了。

  而且演员要自知，这个人物的成功，是编剧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写出来的，是导演带领着全组的创作人员深入生活、深入观众一起创作出来的。要知道，要自知，所以你就明白你应该怎样对待这个荣誉，也应该把它变成动力、把它变成力量，你去更好地进行创作，不给这个荣誉丢人。

  思客：您最看重哪个奖？您最喜欢哪个奖项？

  李雪健：哪个奖都是人评出来的，我都喜欢。但是根据不同的人物有一点不同的偏爱，比如《杨善洲》的放映就和20年前《焦裕禄》放映的情况差距有点大。你看《焦裕禄》那会儿1990年、1991年投资130万，最后演的时候一开始是组织，后头就不组织了，都是全国自动买票了，票房是13000万，是投资的100倍。而20年以后的《杨善洲》，这也是一个学习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它的票房也是下了文件了，也是过了亿，在影院放映了最少3个月，有人组织看他就可以放，不像有的戏，演了两天就拿下不放了。《杨善洲》特殊，有文件，就是只要有人组织看，电影院就可以播，才破了亿。但是一开始没下文件的时候，放映情况很悲惨。

  所以我就特别偏爱那个大学生的奖，因为孩子们评奖时，他要看，他必须看了以后他才能够评，所以他是真正认认真真地看，仔仔细细地讨论过，最后把这个奖给了《杨善洲》了，也提出了很尖锐的意见。所以我就把这个奖杯拿到了云南，我放到了他那里，我让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能够看到大学生孩子们对他的怀念。

  思客：李雪健老师演过很多好人的角色，但也有比如大帅、冯敬尧这样特别豪气、枭雄的角色，哪一个更向您，您的性格也是两面的？

  李雪健：创作不能离开剧本，不能离开导演的要求，不能乱演，不能胡演，而且你在演的时候还要知道这个角色在这个戏的地位。比如辛柏青演，我是绿叶，他是红花，我得陪衬好了，我陪衬不好就失职。要说性格，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我不太说得明白，但是我知道我作为一个演员的自身条件，起码不属于偶像派。

  我选择角色的时候尽量的选择距离大一点，不同的人物，因为对我来说，我这个条件是可以这样走的，而且还有新鲜感，这也符合我的一些追求。老前辈说，演员这个职业和别的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别的职业就是活他自己，最多活两个人、三个人，文化艺术创作这个职业，你这辈子演了多少人物，就会像多少人物那样去活一把。我自身的条件和我选择的路，决定了我在挑角色的时候，变化大一点，总是给观众一些新的东西，包括我不太爱出头露面，这也是一个演员的忌讳。因为演员总是出头露面，您演什么观众都觉得是你，如果露面少一点，演的时候再有一些变化，观众觉得有新鲜感，这是一个创作的基本规律。

  思客：我看到您戴着国徽，之前还看您戴过国旗、党徽，您为什么会一直戴着这样的徽章？

  李雪健：国旗也好、国徽也好都是红的，美！漂亮！但是她是我们的先辈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红红的鲜血。你看看我们的红领巾，我们少先队的一道杠、两道杠那都是红的，小学要带杠那也是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小学戴红领巾，美！过了两年红领巾不能戴了，你年龄过了啊，那就入团，团徽也是红色的，大伙儿一看戴团徽我是团员，共青团员进步了，这小子有出息。而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四五十岁还戴着团徽那就不像回事了，那就得戴党徽，我是75年的老党员，在部队入的党，那会儿就想入党，你不干出点成绩来还入不了党。

  现在退休了，但是就像杨善洲说的，职退了但是党员的身份没有退，所以他还要保持一个党员的身份。他有一句名言说“现在各行各业都有职业病，共产党员的职业病就是自找苦吃”。

  话又说回来了，我戴的这个国徽，我觉得她是一种美，是我的一种审美价值，是我的一种情感寄托。我愿意戴着这个，我也能够理解有些人穿衣服穿名牌，人家穿的就是那个牌子，管它真假，反正是那牌子就行。我觉得这个美，我愿意戴，一路戴过来了，我觉得我这一身配着挺好！

  思客：谢谢雪健老师，还有一个人，他说他是您的儿子，今天没有来到现场，一起来看VCR。黄磊的VCR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李雪健：你们的活儿练得真细，让我很感动。

  思客：让您感动的，还有新华网的思客网友对您的祝福。

  李雪健：我不能给他们丢人。能力有限，我会玩儿命。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