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把姑娘们异化成嗜血野兽

  金发粉肤、高挑知性的日耳曼女郎一直是全球男性幻想中的温柔乡。而纳粹统治者鼓动了整整一代德国年轻女性参与了种族灭绝行动，把姑娘们异化成了野兽。

  德国主妇Erna Petri看到乡间小道蜷缩着6个几近赤裸的小男孩，眼中满是恐惧。她马上意识到，这些孩子是从开往集中营的火车上逃出来的犹太儿童——她从身为德国党卫军军官的丈夫那里听说过。

  她把这些挨饿受惊的孩子带回家，安抚他们，给他们食物。随后，这6个犹太儿童（最小的6岁，最大的12岁）被Erna带到树林，排成一排，她用手枪有条不紊地从脖子后面一一射死。

  Erna Petri

  上一秒还是充满爱心的母亲，下一秒却变成冷血杀手，纳粹统治下精神分裂式的德国女性，正是本文所讨论的对象。

  人们通常认为大屠杀都是男性所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希特勒领导下，部分纳粹德国女性同样也在干着道德沦丧的恶行。

  最先陷入罪恶之网的是专业医护人员，历史学家称她们为“大屠杀的主要见证人”。

  纳粹执行“雅利安种族纯洁论”后，无数受到蛊惑的护士在围裙下藏着吗啡瓶子和针头，如例行公事一样屠杀残疾人或精神缺陷患者。

  护士Pauline Kneissler曾就职于德国南部一家安乐死“教堂”。她经常来回于各家精神病医院，每天都要选出70名病人，把这些病人集中起来，然后用毒气杀害他们，因为她认为“死于毒气不会遭受痛苦”。

  更恐怖的暴行则发生在“疯狂的东部”（波兰、乌克兰等希特勒新征服的地区）。至少有50万以上年轻德国女性参与了殖民活动，成为大规模种族灭绝行动的共犯。

  比如，很多女性作为秘书，传送杀人命令并把屠杀记录归档。这使她们成为纳粹屠杀机器的核心人员。

  历史学家把那些被运回德国的纳粹战利品称为“史上最大有组织的抢劫所得”，而这些德国女性则是抢劫中的主要代理人和受益人。

  比如秘书Liselotte Meier，和男人们一样，她也跟随党卫军上级一起在野地射杀犹太人，以此取乐。

  但枪毙只是屠杀的初期形式。Liselotte Meier在白俄罗斯工作期间，不仅协助安排了各种屠杀形式，甚至还可以决定谁死谁活——比如她放了（也仅仅放了）给她做头发的、未给她织完毛衣的两名犹太女人一条生路。

  冷血杀手Liselotte Meier1940年还是一位阳光向上的赛艇选手（右二）

  这些秘书还有另一个重要角色：每次行动后，党卫军的杀手们都要集体酗酒，随后到女人的住处寻找安慰——跟秘书们发生关系或者倾诉衷肠。这些德国女人会专门给党卫军安排休息放松的茶座。

  但更令人震惊的还是那些参与杀人的已婚妇女，Lisel Willhaus是一个集中营指挥官夫人。她曾在阳台上拿着来福枪对犹太囚犯大开杀戒。

  Lisel Willhaus

  Wohlauf也在波兰呆过，她丈夫Julius是治安大队的长官。1942年，她丈夫以清洁人种为由，曾把一个小镇上的11000名犹太居民送进灭绝营。

  战前的少女Wohlauf

  战时的治安大队长夫人Wohlauf

  站在灭绝营的广场，她对近千名因为中暑不能行走的犹太人挥舞鞭子，直到把他们打死。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她当时还有着身孕。

  而残忍只会换来残忍，战争结束后，大批德国女性遭到报复，未经审判就被动用私刑，在凌辱后吊死街头，将悲剧延续了......

  作为集中营看守长的Irma Grese是少数被军事法庭审判的女性。Grese曾是个护士，但由于在集中营的表现嗜血且无情，她18岁时就获得了铁十字勋章，在19岁时又被破格晋升为女囚集中营的看守长。

  下图为绰号“美女野兽”的 Irma Grese与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 Joseph Kramer的合影。她在1945年被绞死，而 Joseph则在1946年被绞死。

  Grese之所以被推上断头台，在于虐杀了成百上千的女囚。她会仅仅因为女囚犯长得比她漂亮就痛下杀手；她时常亲自动手，把女囚的乳房抽烂，至少50名女囚的乳房被她无情毁掉，然后死在其枪下；而面对怀孕的女囚，她会用脚踢到流产，接着送进毒气室。

  直到坐上了被告席，Grese才感觉到后怕。她大喊冤枉，把锅甩给上峰。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负责审判她的法官表示：“姑娘，我根本没法帮你，你犯下了滔天的罪恶。”

  时年22岁的Grese（图中9号标签）在接受审判

  战争期间，超过230万德国女性加入了纳粹党、青年团、少女联盟等法西斯团体，其中6000多个女青年化身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看守。用皮鞭、子弹和毒气制造死亡。在那个疯狂年代里，她们的美貌早已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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