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一直很活泼，有人拿我的周边卖钱很开心

高晓松

  如今高晓松的形象早已不再是“校园民谣时代”那个专门写伤感青春的音乐人。进入互联网世界后，高晓松身上豁达、轻松、勇于自黑的气质火速让他成为“第一网红”。他喜欢在微博上发自拍照，和网友互动频繁，取材于自拍照的抱枕甚至成为网购爆款。高晓松乐在其中，他认为这是在用更轻松的心态和网友相处，相比以前“发表一点不成熟的小意见”“装大尾巴狼”式的互动模式，这种方式不仅让大家高兴，他自己也觉得很有意思。

  做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担任杂书馆馆长、入职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三种不同的工作让高晓松觉得幸福而充实，“我目前也没有欲望再做更多的事了，未来几年就这样踏实做下去吧。”

  A “晓说”

  不想改变，哪天没的说就不说了呗

  新京报：感觉《晓说2017》相较于《晓说》以及《晓松奇谈》，没有太多的变化。

  高晓松：变化这个词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人不停求变、求新，中年人的一大特点，或者说是问题，就是很难再有变化。人到中年，生活习惯、喜欢的东西都很难变，最好就别变化。所以我没什么变化，就继续说下去吧。

  原来的节目曾希望增加新技术，我没接受，我不想尝试新的东西，这样就很好。什么时候说到山穷水尽了，那就不说了呗。就像一个好的厨子，一辈子做招牌菜，做得越来越有心得、熟练、入味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总换菜单，老客人受不了，新客人也担心，还不如把招牌菜做到极致。

  新京报：《晓说2017》为什么选择从《金瓶梅》入手？关于“未来”主题你好像也很感兴趣？

  高晓松：《金瓶梅》记录了明朝后期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生活，对比今天有很多意义。至于科学和未来的话题，我本来也是学科学的，现在又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服务，很接近科技前沿，体会了很多。

  之后，还想聊聊博物馆，之前主要聊世界各地的吃喝玩乐，这次可以通过博物馆再聊聊世界的角落。不管是对于过去还是现在的世界，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角度和想法，才会有它自己的收藏，我觉得很值得分享。还有历史，主流历史就不用我讲了，有很多大教授学者，但是边角料还有很多，这些我都会继续聊下去。

  B 《矮大紧指北》

  音频节目不用耍把式，还省化妆品

  新京报：你心中最理想的节目是什么形态？最想做的又是什么样的节目？

  高晓松：我理想的节目形态，最主要的是自由。这不仅是我的理想，所有做内容的人，做电影音乐文学的人都一样，希望能自由地创作，就比如最好别化妆了。每次做节目化妆是我最头疼的，又浪费人家很多粉，化了半天也没看出来有什么变化。人家还得打光，费半天劲，我这张脸怎么打光，都和拿手电筒打没什么区别，浪费灯泡和电力。还有很多摄像围着你，一有人围着就不自由。有人围着你，别管是观众还是工作人员，就老有天桥卖艺的冲动，老想耍把式，经常就激动了，内心深处的东西就不太容易表达出来，而是一通耍，把表演性往前放了。如果能更自由一点，没人围观就更好了。

  所以今年我就尝试了一下音频节目，不用露脸，这不是很适合我吗？视频节目长得好看很重要，音频节目声音好听，能聊天就可以。我在蜻蜓fm马上要开一档音频节目，叫《矮大紧指北》。“高晓松指南”已经聊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这次就换成叫“矮大紧指北”。现在已经录了不少了，录的时候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因为你坐在一个小屋子里，或者坐在自己窗前，一个人也没有，就自己对着话筒。窗外可能是夜色或者人来人往，戴着耳机，边上还有点儿消音板之类的东西，突然间找到了当年认真做唱片的感觉。那个时候自己带着唱片去电台和大家一起聊天，放音乐，就觉得很幸福。耍把式很长时间以后，坐在那里安安静静一个人说话，很多心里话就能说出来了。

  新京报：音频节目和视频节目做起来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高晓松：有点像我们音乐行业Performer和Musician的区别。Performer能在舞台上表演得特别好，唱歌跳舞、天王偶像，这是很重要的艺术表现。还有一类人是Musician，在录音棚里把音乐认认真真地做好，把内心都表达在唱片上，在音乐里。视频节目有点像Performer，得一通演，音频节目有点像Musician，你认认真真把内心深处的东西掏出来就好了。我的音频节目分了几个小版块，每个都很短。这又是一个我特别高兴的地方，不用一次说那么长。“闲情偶寄”“矮大紧排行榜”“文青手册”，是10分钟聊一部电影一张唱片一本书就会聊得很有意思。

  我录音的时候就发现，我自己语速也变慢了，也没那么高亢了，就慢慢悠悠在那儿说着，有点像倾诉，我现在有点迷上这事了。视频节目我也很高兴做下去，因为很多大题材还没有说。

  C 《奇葩说》

  蔡康永是水，我永远无法把他蒸干

  新京报：《晓说》都回归了，会不会再回归《奇葩说》？为什么总在这档节目进进出出的？

  高晓松：做《奇葩说》的时候虽然很兴奋，但烧脑太厉害，不利于身心健康。这是开玩笑，最主要的是我太忙，《晓说》或者我的音频节目，都是我走到哪里可以录到哪里，在家、在办公室，甚至火车上都可以录。但《奇葩说》牵扯到很多人的档期，节目组花费很大精力准备，尤其是我在阿里的工作越来越忙，很难凑到档期。所以就做一季停一季。这一季也就参与了一天，因为只有一天时间。以后我可能也会比较少参与这种需要凑档期的大制作节目了。

  新京报：你觉得蔡康永令人头疼吗？他厉害在哪？

  高晓松：我跟蔡康永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感觉特别舒服。他本来就是在台下让人如沐春风的一个人，但是他在辩论场上太厉害了，而且你拿他没有办法，他就像是水。我不用厉害这个词，强大吧，他是一口很深的井水，我则是火。中间还有一个木，马东。

  水和火在一起，火就比较倒霉了，因为水灭火是比较容易的。但火要想对付水，就只能蒸干了它，一锅水容易蒸干，但面对一口深井，你只能把上面两厘米蒸发了，但底下还是很深的，而且越往下越冷。水很可怕就是不管面上怎么加热，下面还是冷的。他已经习惯了这么多年冷冷地看这个世界，看着人间，是内心深处心如止水的一个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火加大一点，把井口给盖住。有的时候我占了点儿上风，心里知道是火烧得比较大，片刻间把井口遮住了，但实际上火是持续不了的，最终那口井还是在那里。

  所以这就是我俩辩论的一个很妙的地方，让我觉得很好玩。

  D 自拍

  从没想到过，颜值还能成为生产力

  新京报：你最近这些年感觉越来越活泼了似的，微博上那些自拍是哪来的灵感？

  高晓松：我从小一直就很活泼。一个不活泼的人，不管社会怎么进展，都不会因为一些介质、媒介就变得活泼了。我以前只能在学校里、饭桌上、后台、录音棚、电影片场里活泼，但是有了互联网、社交媒体，就直接了，活泼就让人看见了。看见也挺好的，就这么一直活泼下去吧。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的作品不太活泼，比较多愁善感、风花雪月。你生活中越活泼，回家弹琴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越多的伤感。歌是歌，人是人。这不是我说的，是约翰·列侬说的。所以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误解。原来没有社交媒体、互联网，大家看不清你这个人就从作品中看你，觉得你是一个凭栏远眺、以泪洗面的文艺青年。文艺青年确实是，但我一直是个活泼的文艺青年。

  新京报：自拍周边卖成了网购爆款，你是什么心情？如何评价自己的自拍？

  高晓松：自拍不是我的idea，是全世界的潮流，大家都在自拍。不过一个长得不好看的人自拍比较奇怪，被大家当成了个事。但凭什么只能长得好看的人自拍，我们就不能自拍？大家觉得很有意思，我也觉得好玩。让大家一下走得很近，没了距离感。而且你装总有人会骂你，但你都裸脸自拍了，也就没人骂你了，就觉得好愉快。我也没想到有一天我的自拍还能成为爆款，还挺高兴的，没想到我的颜值还能成为生产力，还能给别人带来一些收入，虽然我也没有跟人家要过版权费。有人愿意拿你的颜值去营生不是很好嘛。

  E 身份

  打三份工，为的是读书人的使命感

  新京报：阿里、杂书馆、综艺节目，目前这三份工作对你都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吗？

  高晓松：其实音乐我也在做，就是很少了，不能当成一份工作了，一年就发表两首歌。这三份工作对我来说，是实现不同的理想。

  阿里实现我在行业的理想，有一点使命感。我少年就入行，摸爬滚打，辗转在音乐、电影、电视、出版、互联网，内容行业的各个领域都奋斗过，对行业是有很多感情，也有理想的。行业理想不是创作理想，不是我要写歌拍电影，而是这个行业应该更好，应该更向前进、更与时俱进，更被人尊重。最开始是想利用人家的平台，实现自己的行业理想，呆久了也感染到一些更远大的理想。不仅是推进我们这个行业，而是一起努力能够把这个社会、国家、世界向前推进，是个很幸福的事。虽然要花很多精力，但很值得，我也学到很多。

  杂书馆和做节目是一个事情的两个面，算是人生的理想。我从小生长在读书人的家庭，大部分读书人都有使命感。过去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没有这么大的人生理想，也是想能把这些东西传播、传承下去。传播出去就是做节目，传承下去就是做杂书馆。能做到就很欣慰，也是不辱家风，对得起自己的家庭，自己受的教育。现在杂书馆做得也还不错，各地找来想要合作开分馆的也很多，我也在很谨慎地选择合作伙伴、书的来源。我尽量让它慢一点向前推进，公益事业不是商业，太快了会变质。节目基本除了《晓说》和《矮大紧指北》，我也不想做更多了，因为怕稀释自己。目前有这三件事做，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而且很充实，未来几年就这样踏实做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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